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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洪才与阿富汗词典     发布时间:2017-03-02 19:12

王府井大街,我又一次推开商务印书馆的大门。

上次来这里,还是34年前的事。

商务印书馆,还在王府井大街,还是那个灰色大楼。不过,里头的格局早就变样了,人也不认得了。

提着一个公文包,我推开拱形玻璃大门。不晓得往哪走,也不知道该找谁。

传达室的同志叫我上三楼,找外语编辑室。我在305门口轻敲了几声,说有本词典想出版,普什图语。

屋里坐着的小姑娘愣了一下,我解释说,阿富汗国语。她瞟了我一眼,随口问道:“估计有多少字?”我说,大约两百万字。她立刻站了起来,说“您请坐,我去找主任”。

外语编辑室主任张文英来了。我从公文包里掏出几页样稿,把一份辞书编写经过递给她。

这本词典,是1975年全国辞书出版工作会议上列入规划的,由商务印书馆承办。1978年,我接到任务,在编写过程中,就曾来这里跟孙敦汉等老编辑沟通具体问题。

听到老编辑的名字,张文英觉得亲切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这件事,没人接头了。

来之前,也有人为我担心,建国后学普什图语的不到百人,这本词典要赔钱的。现在是市场经济,亏本买卖,商务印书馆会不会做?

我儿子、儿媳曾私下商量,实在不行,咱就自费出版。我知道后,坚决反对,那样出书,我以往的工作不都成了个人行为?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。

张文英看得很仔细,她说词典已经编成了,我接了,但是还需要馆里开会。“您就回去等消息吧!”

学哪种语言,按宿舍分,这么简单,就把一个人的命运定了。

得从半个多世纪前说起。

195912月的一天,天刚蒙蒙亮,首都国际机场刮着风,直往脖子里钻。我穿着母亲缝的棉背心,套着国家花460块置装费办的深蓝色西服和呢大衣,登上伊尔18飞机。

同行5人,都是全国重点大学英语专业3年级的学生,我们此行,是去阿富汗学语言的。

现在从乌鲁木齐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有航线,当时却要取道俄罗斯。我们从积雪一尺多深的莫斯科,转机飞往塔什干。途中遇到高山气流,飞机颠簸得厉害。

这是我头一次坐飞机,傻乎乎的,也不知道害怕。同机的两个信使,神色紧张。

由于天气影响,飞机返回欧姆斯克迫降。我们等了一夜,搭乘20多人的伊尔14小飞机前往喀布尔。

使馆的文化秘书开着一辆铁皮吉普车来接我们。车窗外,是低矮的灰色平房,高鼻子深眼窝的男人留着大胡子,缠着头巾。女人呢,个个从头到脚用黑布裹得严严实实,只有眼睛处留一层黑纱。

我们住在商务处,使馆外一幢灰色的两层小楼。一个套间里,我和张敏、虞铁根三人住大房间,其余两位同学住小房间。很随便地一分,哪晓得,学的语言就不一样了。

阿富汗有普什图语和波斯语两种官方语言,均属印欧语系。使馆按照寝室划分,两人学波斯语,三人学普什图语,这么简单,把一个人的命运给定了。

那个年代,个人意志在国家需要面前显得很渺小。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,中国政府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,周恩来指示外交部,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,到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,即非通用语。

北外英语系的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,中阿建交需要人才,让我去阿富汗,我说好。阿富汗当时属资本主义国家,那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。

一到住处,我们就给家里写信,请信使带回北京。可是过了两个月,还没有收到回信。

直到次年8月,陈毅来访,有人才透露,两个信使返回时坐飞机摔死了。出事的就是我们坐过的伊尔14

两个信使惊慌的神情一直留在我脑海里。后来才知道,这条航线受高山气流影响得厉害。前一年,也就是1958年,郑振铎率领的文化代表团访阿途中飞机失事,牺牲了。

我们是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。就像唐僧取经一样。

当时的阿富汗没有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,一片宁静景象。早上天还没亮,就能听见从清真寺顶传来毛拉清脆高亢的召祷声。

喀布尔大学还没有集中的校址,各个学院单独在外办学。我们读的文学院位于新城,一幢二层小楼,一圈平房围成一个院子。

学校专门为我们开了一个班。老师不会说汉语,用英语教,所以需要抽调英语专业的学生。普什图语从右往左写,我们看不懂。老师没教过外国学生,我们问他,有字母吧?从字母教起,再教词汇、句子……

没有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,为了查一个词,我们常常从波斯语查到俄语,再查到英语,最后英语记住了,普什图语给忘了。一本《普什图语英语词典》都画满了。我后来编词典那么大的劲儿,就是深知没有工具书的苦。

我们3年学9个学期的课程,一天到晚在读书,没有寒暑假。作为第一代学习普什图语的中国人,我们当时就想着努力学习,像唐僧取经一样,把普什图语的种子带回来。

我们上街至少须两人同行。这对学语言是不利的。但是没办法,使馆怕我们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,学校也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阿富汗同学。

其实在校园里,阿富汗姑娘很洋气的。她们解开了黑布缠绕的头纱,露出深棕色的脸蛋。我们一个波斯语老师,阿富汗参议院议长的女儿,上课的时候,黑罩一脱,上边毛衣,下面裙子,还蹬着高跟鞋,比我们时髦多了。

我们去市场买东西,讲普什图语,商人非常友好,会自动降价,把你当自己人看了。说波斯语就不行,学波斯语的两位同学非拉上我们一起上街。

阿富汗人的民族自尊心很强,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很看重。普什图族约占阿富汗人口的一半,另外在巴基斯坦有1200多万普什图人,印度等国也有数以万计普什图人。

可惜没能与当地人深交,后来我在使馆工作,好多阿富汗人说中国人不爱交朋友。其实不是,外交人员不能与外国人保持长期联系,这是制度上的要求。

“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,是圣人干的”,这句话我深有体会。

毕业后,我去了北京广播学院,张敏、虞铁根等去了外交部。后来,根据国家需要,我们一直被“借来借去”。

1975年,国家为了提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形象与地位,制订了辞书出版计划,其中就有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。

我和张敏等曾被借到国际广播电台,做一档普什图语的节目。1978年,商务印书馆找到国际台,问我们接受不接受,我们说,国家需要就弄吧!

商务印书馆第一编辑室主任朱谱萱老先生,到国际台以座谈的形式,仔仔细细地跟我们讲词典怎么编、体例怎么搞,编写中应注意哪些问题。总算入门了!

没多久,张敏调回了国际台,我带着编词典的任务回了广院。一个人力量有限,我找了学生宋强民当助手。

广院5号楼,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,桌上一字排开摊着5本相关词典。我们以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,先在纸上打普什图语,再换英文打字机敲上英文,再手写汉语释义。

记词条用的卡片很贵,又没有经费。好在宋强民母亲在街道工作,街道有个印刷厂,通过她把厂里的下脚料切成1510厘米的卡片,不要钱。

办公室也没有卡片柜,我们把资料柜上下两层的横条钉上竖格,改成卡片柜。每编完一沓,就插进柜里,上锁。

出版界老前辈陈原说过一句话:“编词典工作不是人干的,是圣人干的。”圣人不敢想象,但不是人干的,我有体会。很苦,很单调。

这东西,要专心细致,出一点错就要误人子弟。有时候,一天搞不出一个词。站在窗前,看着正在施工的1213号楼,像搭积木似的,很快起来了。我们呢,一个词一个词地抠,几年不见成果。

编辞典,不是一个字对一个字,翻译一下就好了。好多历史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等背景不清楚翻译不出来,就得查资料。查找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。这样,对编词典慢慢培养出感情来了。

从没想过放弃,我有一种使命感,国家培养了我,我很感恩。

原计划十年完成,前两年编辑孙敦汉偶尔会打电话来询问进度。我们想着集中两三年时间把初稿弄出来。没想到,远远低估了编写难度。4年时间,我们做了10万张卡片,只完成了70%

1982年,学校要我去搞生源调查,忙完一阵刚想坐下来,学校又派我去搞函授。

后来,宋强民调去国际广播电台,商务印书馆和我也逐渐断了联系。未编完的词典成了我的一块心病。

一次路过办公室,我傻眼了——墙面正在粉刷,里面空了!卡片柜哪去了?搬到对面水房了。柜子还是锁着的,抽屉却撬开了。

哎呀,卡片撒了一地。装修工人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呢,这得多少张卡片啊!胸口一击,像是孩子被害了的感觉……

发火也没有用,往回捡吧。女儿大学放假,正好在家,蹲地上帮我一张张地捡。捡了好几箱回来,也丢失了很多。

卡片摞在家里,我都不想碰,一碰心里难受啊!女儿看着心疼,帮我整理,按照号尽量排起来。

这以后,卡片跟着我搬了三次家,占了大半面墙,家里人从来没怨言。如果这中间哪个环节稍微动摇下,词典就流产了。

从没想过放弃,这大概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。我老家在黑龙江海伦市,解放比较早,每次解放一个地方,学校都组织提灯晚会庆祝。抗美援朝那会儿,伤员撤回来,我母亲帮着洗志愿军军服。我从小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。党的需要就是个人志愿,这个思想根深蒂固。

后来,我用了半年时间,把丢失的卡片一点一点补回来。

使馆单人沙发里,发现一枚子弹。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。

在变化的时代里,后来大家各搞各的工作去了,没人再提起这本词典。

19924月,苏联扶持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,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。国家需要既懂英文,又懂普什图语的人去搞外交,找到了我。

张敏当时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做代办,我去负责办公室事务。我重燃希望,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,谁知战事难料。

离我们去阿富汗求学,已经过去了33年。这时的阿富汗,经过抗苏战争,街上可见被炮火轰炸过的民房。拉巴尼派和古尔布丁派游击队开入喀布尔抢夺地盘,几乎每天摩擦不断,流弹横飞。

阿富汗人打仗,我们外人很难理解。使馆外,两个士兵坐在凳子上聊天,聊得亲热。我说你们是哪派的?他俩竟不是一派的。私下是朋友,白天站岗,晚上放枪,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关系,不是真的交火。

不过放流弹就讨厌了。古尔布丁派要袭击占领总统府的拉巴尼派,我们使馆和总统府只有一墙之隔,有一天,我们刚进使馆,听到“轰”的一声,院里的大树中弹了,橘黄色火球砸下来。我们拔腿就跑,刚到一楼拐角处,一声巨响伴随着大楼的震动,又一颗火箭砸在地上……使馆院里先后落了13颗一人多高的灰色火箭,幸好5棵大松树挡住了大多数,没有人员伤亡。

当时,爱人跟着我在使馆工作。她在二楼的住所,正对着窗户的单人沙发里,发现一枚子弹。这里正好是我常坐的地方,我要是在的话,不死也得伤了。

1992年,828日,第一批使馆人员撤退。我把车开到停机坪上,送大家上了飞机,我心里总算踏实了。我们的飞机还在半空,一架苏联飞机从天上来了,刚一着陆,古尔布丁派从山后射来一颗炮弹,苏联飞机中弹着火了。眼瞅着有爆炸的危险,我拉着张敏冲进车里,一气儿开到使馆,那一刻真是惊心动魄!

我爱人先我一步,跟着印度大使的飞机一起撤退。19937月,我最后一个撤离。出境时,没想到巴基斯坦的一个随员没有签证。我让他在机场等,自己叫了出租车直奔外交部。

在外交部门口,我碰到了卡尔扎伊——当时拉巴尼政府外交部副部长、后来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。我之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。他喜欢穿袍子,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孔乙己”。那天他穿一身西服,戴一顶船型紫羔皮帽。

他说,情况这么紧张,你跑这儿干吗来了?我说办个签证。

等我赶到机场,已是下午一点。登机时,机上一片掌声。怎么回事?就等我们了!原来卡尔扎伊坐了同一架飞机,他跟机长说等我们,下一班要再等一个星期。

这样,飞机晚飞了半小时。要知道,多停一分钟,就多一分钟的危险,游击队随时都可发射火箭啊!

浪费了最好的10年,我对学生讲,我欠你们一本词典。

回顾我几十年来走过的路,只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,基本找不到自主决定个人命运的痕迹。

9·11事件”前后,阿富汗问题进入全球视野,普什图语人才奇缺。2000年,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这一专业的招生,聘请我和张敏等为特聘教授,我当年已64岁。

不由得想到,6364年我带过两班普什图语学生。每班13个人,有点像戏班子,师父带徒弟一样。那两班学生毕业刚好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只有9人去了国际广播电台,其他人都改行了,很可惜。

那年,我刚三十出头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浪费了最好的十年。我要把失掉的时光补回来,做出点东西,留给后人。我对后来的学生讲,我欠你们一本词典。

1964那到2000年,中间中断了36年,广院没有招一班普什图语学生。我接手的第一件事,就是编教材。这时候我从国外找到了普什图语软件,如鱼得水,这也为后来续编词典打下了基础。

早年入职国际广播电台的学生,目前已全部退休。2000年、2004年入学的两班学生,共38名,分别去了国际台、外交部、新华社、总参三部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、公安部反恐办公室等单位,在不同的岗位使用、传播普什图语。

五十年代的想法和做法,出现在21世纪,大家觉得新奇。

送走最后一班学生,2008年下半年,我终于有时间全身心投入词典编写。这时我已经72岁。

我准备去厦门,到儿子家里安心编写,只好把卡片统统搬到厦门。家里人怕丢,不敢托运,每次坐飞机都随身带一部分,沉得要命。

儿子儿媳找人帮我把汉语输入电脑,我自己一点一点添加普什图语,把十万张卡片的资料输入电脑,电脑都用坏了3台。干这个事也很费眼睛,我做了视网膜脱落手术,总算还能看见。

宋强民在2000年生病去世了,没能看到词典的出版,很遗憾。所以,这个一辈子的事,我要对得起国家,对得起自己,对得起活人,也要对得起死人。她爱人一直关心着词典的进度,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。后来,张敏和我一起埋头干了四年时间总算编完了词典。

20124月的一个上午,时隔34年后,我再一次敲开商务印书馆的门……

过了一个月,商务印书馆张文英打电话来——词典选题通过了,我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2015年恰逢中阿建交六十周年,这本辞典已列入庆祝项目,将在今年12月出版,现在我每天在加班加点忙着校对。

按照合同规定,每千字稿酬80元,总共我们将获得稿酬大约十几万元。很多人问我值不值?这么多年,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。能把普什图语带到中国,以78岁高龄编成第一本《普什图语汉语词典》,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,很满足,心里很踏实,这就值了。

张敏也很豁达,打趣说,现在人家出书都要自己掏钱,没跟咱们要钱就行了。

我这个事情,其实很平常。如果放到五十年代,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,我是五十年代的思想,五十年代的做法,出现在21世纪罢了。

媒体报道后,阿富汗全国选举委员会给我送了块奖牌。

把词典编完,我想该养老了,商务印书馆又给了个任务,编译《普什图语汉语精选辞典》。我说我年龄太大,不好接受了。他们说,车老师,要是你不接受,这本词典20年以后也出不来啊!

我和张敏商量,那试试吧。看来人世大义无穷期啊!